深圳蛇口工業區樹立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標語牌。
上世紀70年代末，跟全國一樣，廣東的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彼時，貧窮、落魄的廣東與毗鄰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這種反差的刺激下，廣東邊境的農民外逃出港成為突出現象。
1977年11月，鄧小平復出后首站到廣東視察，廣東省委的領導向他匯報了這個問題。鄧小平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這個情節后來被認為是為提出創辦經濟特區埋下了伏筆。
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但歸根結底還是因貧窮而生的強烈的改革開放的迫切愿望。1979年2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到汕頭傳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精神。汕頭是吳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貧窮和破敗令吳南生震驚。“大家一起窮，你窮我也窮，破舊得非?？膳?。我再三地想，怎么辦？怎樣才能快一點改變這個局面？”吳南生生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找來香港商界的朋友們幫忙出主意，他們建議說，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區，這樣最快，香港、臺灣和新加坡都是這么發展起來的。
吳南生馬上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信，說汕頭利用外資和擴大對外貿易潛力很大，應當“下放一些權力，讓他們放手大干”。
回到廣州后，廣東省委立即開會研究此事，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要求寫一個報告，當年4月他到北京開會，當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廣東的建議。最后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地劃出一定地區試辦特區。深圳、珠海兩地可以先行試辦。
但這些地方的名字還定不下來。鄧小平說：“就叫特區嘛！陜甘寧就是特區。”
沒有錢，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特區建設要啟動，開辦資金從哪里來？
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的鄒爾康對媒體回憶說，深圳當時就是一窮二白，基礎設施條件極差，沒有水、沒有電、沒有路、沒有賓館，什么也沒有。“你總得搞一些基礎設施。第一個難關就是資金問題，廣東省領導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給點錢。小平同志講，‘中央沒有錢，但是可以給政策，你們去殺出一條血路來’。”
“沒有錢，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來。血路怎么來的？中央給了幾個政策，允許外來資本，允許銀行貸款，從各種渠道籌錢。后來才知道錢能生錢，這個理念是香港人帶進來的。”鄒爾康舉例說，有個外商在深圳建一個樓，規劃是建5層，第3層建好了，就開始賣，一路建，一路賣房子，就這樣滾動。“錢能生錢，這就是市場經濟。”
但萬事開頭難，吳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礎設施建設給做起來，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來到深圳，吳南生陪著一路看，當時正在修路，到處灰塵滾滾。他對谷牧說：“我要做饅頭總要有點酵母，沒有點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給我一點貸款？”谷牧說：“那這樣吧，我給你貸3000萬，3000萬你一年也夠用了。”靠著這3000萬，吳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條主干道深南大道。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之外，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總商會的人建議吳南生說：“你無論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誰敢來？沒有立法，外國人最怕。”吳南生深以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廣東省經濟特區工作條例》。
一年之后，全國人大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工作條例》。條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來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錢人卻跨過羅湖橋來賺錢了。吸引他們的是深圳的商機，這里稅收便宜、工資便宜、土地便宜……到處都是賺錢的機會。
那個時候，深圳的工資遠高于內陸地區，對人才有極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來，在酒店吃飯，他問一個服務員說：“你一個月的工資多少？”服務員回答說：“450。”谷牧開玩笑說，“哎呀！你比我還多，那你要請客。”
但質疑也隨之而來，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紅旗以外，其他的都變了”，“經濟特區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吳南生生前回憶說，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都壓在我身上，因為主要是對著特區來的。壓力不但來自北京，還有我們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無辦法。”
關鍵時刻，谷牧一直為他頂著。“沒有他在上面頂著，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那就大禍臨頭。”吳南生認為，中國辦特區，谷牧是大功臣。另一方面，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是否真的長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也半信半疑。
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這一切的問題一直等到特區成立5年以后，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才得以解決。
吳南生回憶，鄧小平到了深圳，他們給他匯報工作，完了請他作指示，鄧小平說：“我現在不說，等回到北京再說。”
“把大家都嚇壞了。”吳南生說，第二天參觀過后，好一點了。到了蛇口，又好一點了。在深圳請他題詞他不題，到了蛇口請他題，題了個“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題了“珠海經濟特區好”。“這個消息傳到深圳，深圳市委整個就發瘋了。珠海經濟特區好，那就是深圳特區不好，那怎么辦?。?rdquo;
深圳立刻派人到廣州等鄧小平從珠海回廣州，找他題字。等了三天，大年三十這一天早晨，小平從外面散步回來，鄧榕把紙和墨都準備好了說，人家專門趕來要請你題個字，給他們寫一個吧？
鄧小平最后題了：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鄧小平題字以后，“整個氣氛就不一樣了，所有市長書記都要求辦特區，過去都把特區看作是另類的，現在知道是對的。”全國城市的干部們分批到深圳學習，深圳正在發生的一切令他們感到新鮮。中央也邀請外國使節分批分次地到深圳來考察，他們相信，中國真的要改革開放了。
同年，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在四大特區之外又批了從大連到北海的14個沿海開放城市，沿用特區的某些政策。
1984年也因此成為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發展最為關鍵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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