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1日，是蘇兆征同志誕辰140周年紀念日。蘇兆征同志是我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和杰出領袖，是我們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斗終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一生為革命事業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為工人階級而奮斗，直到最后的一個呼吸”。1929年2月，蘇兆征同志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年僅44歲。他逝世后，黨中央評價：“蘇兆征同志的精神，真是全黨同志的模范！”
一、不懈求索、投身革命，在領導香港海員斗爭中逐步確立共產主義信仰
蘇兆征同志1885年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淇澳島（今屬珠海市）的一個農民家庭。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戰亂頻發，民生凋敝，中華民族陷入內憂外患的災難深淵，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蘇兆征同志自幼家境貧寒，飽受欺凌。早在青少年時期，他的心中就埋下了反抗剝削、追求解放的種子。
因生活所迫，蘇兆征同志18歲時來到香港謀生，在外國輪船上從事最低等級的“侍仔”（即雜役）工作。香港中國海員長期遭受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同時還要受資本家及包工頭的剝削，過著艱難和痛苦的生活。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和社會的種種黑暗，使蘇兆征同志進一步萌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反抗舊社會的革命精神。當時，孫中山先生為推翻清王朝統治而奔走聯絡，常乘坐輪船往來各地。蘇兆征同志與孫中山先生多有接觸，并深受其影響。1908年，蘇兆征同志加入同盟會，成為廣東方面的“一個積極活動分子”，滿腔熱忱地投身民主革命事業。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是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蘇兆征同志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重新決定了他自己的革命態度”。當其他海員領袖紛紛“到政府中鉆營官職”時，蘇兆征同志卻“掉頭不顧”，更加堅決地投身到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運動之中。由于經常航行于歐美各國港口和國內各港口，蘇兆征同志受到當時如火如荼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和國內工人運動的影響，深刻認識到“無產階級團結力量之偉大”。他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成為“海員斗爭的開路先鋒”。
1921年3月，蘇兆征同志參與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真正的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他團結帶領香港海員，為改善生活待遇而斗爭，從1921年9月到1922年1月，連續3次向資本家提出增加工資等要求，但是資本家置若罔聞。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員開始舉行罷工。蘇兆征同志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與港英當局和資本家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他立場堅定，處處維護海員的利益，不被敵人的高壓政策所嚇倒和甜言蜜語所迷惑。在蘇兆征、林偉民同志等領導下，罷工堅持56天，克服了種種阻撓和破壞，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七十年來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國主義終于在中國海員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海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直接同帝國主義勢力進行的有組織的較量，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蘇兆征同志是這次罷工“實際的主持者”和“最得力的中心人物”。罷工的勝利，進一步提高了他在工人中的威望，被譽為“全國海員的中心領導者”。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香港海員罷工斗爭。中共廣東支部發出《敬告罷工海員》傳單，表示“竭其能力，為之后援”；黨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動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員后援會”，以多種形式支援罷工斗爭。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加深了蘇兆征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和向往。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號召是革命的導師”，“只有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完成人類的徹底解放”。于是，他主動“接近共產黨的組織，參加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活動”，逐步確立共產主義信仰。1925年春，蘇兆征同志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二、肩負重任、勇立潮頭，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鍛煉成長為“全國工人一致擁戴的領袖”
1924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展開廣泛深入的工農運動，掀起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狂飆。1925年5月初，蘇兆征同志參加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推動成立全國統一的工會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并當選為執委會委員。
大會閉幕后不久，五卅運動爆發。受黨組織指派，蘇兆征、鄧中夏同志等在廣州和香港組織發動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6月19日，香港工人舉行罷工。15天內，參加罷工的人數達到25萬人。由于斗爭經驗豐富、深受工人信任，蘇兆征同志被選為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
在罷工斗爭中，蘇兆征同志注意運用正確的政策策略，充分展現出“領導群眾的藝術和解決問題的才能”。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他帶領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實際上擔負起一部分政權組織的任務，成為“當時革命的廣東政府的最可靠的柱石”。罷工委員會以黨領導的工會為核心，聯合香港、廣州的其他工會，組成2000多人的糾察隊，團結廣東沿海廣大農民群眾，對香港實施封鎖。罷工委員會還規定“凡不是英貨英船及不經過香港的，均可自由貿易”，“可準直來廣州”，用以拆散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反對省港大罷工的聯合戰線。從此，除英國外的各國商船繞過香港直接來廣州的日益增多。蘇兆征同志還積極開展宣傳和統戰工作，爭取各階層人士的同情與支持。他號召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反帝，提出“我們工商從此聯合起來，以求我中國日登于獨立和自由之地位”；他努力爭取海外援助，向美國著名記者斯特朗介紹罷工情況，熱情接待“海外回粵華僑參觀團”訪問。這些舉措，有力地促進了斗爭形勢的發展。
省港大罷工堅持斗爭16個月，這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也屬罕見。省港大罷工在經濟上、政治上給英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和奮斗精神，在中國革命史和國際工運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26年1月，中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蘇兆征同志當選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執委會委員長。5月，他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長，成為“全國工人一致擁戴的領袖”。蘇兆征同志高度重視工運干部培養和工會制度建設。他在罷工工人中積極發展黨員，培養具有階級覺悟、意志堅定的優秀分子。參與省港大罷工的工人中，有近千名先進分子先后入黨。他強調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努力推動工人中的共產黨員成立黨支部，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的核心力量。他努力整頓工會會務，提出工人監督職員的辦法，“每星期作會務報告”，使每個工人都能“經常審查工會一周工作經過”，“實開工會民主化之先河！”
隨著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勝利進軍，湘鄂贛工農群眾運動空前高漲。1927年春，由于蘇兆征同志在工人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黨中央派他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勞工部部長。蘇兆征同志北上途中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漢口《民國日報》專門發表社論稱：“蘇兆征同志代表全國二百八十萬革命的產業工人站在我們面前”，“革命的工農兵及一切被壓的人們歡迎他”，“不革命，反革命的見了他，只有恐懼，只有發抖，只有逃遁”。針對國民黨右派對工農運動的污蔑和詆毀，蘇兆征同志發布《勞工部布告》，旗幟鮮明地指出：定當“保護工人利益”，對于“造謠中傷”、“假以摧殘勞工團體或個人者”，定當“依法澈究不貸”。在他的領導下，勞工部“所有應保護工人利益之處，包括無遺”。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4月27日至5月9日，黨的五大在武漢舉行，蘇兆征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6月，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他繼續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長。不久，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動。蘇兆征同志果斷地采取一系列應變措施，及時將一些工會干部調往外地工作，同時將勞工部的10余萬元存款全部取出，盡數送給武漢失業工人救濟所，以免落入國民黨右派手中。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7月13日，蘇兆征同志發表《辭職書》，痛斥國民黨右派背叛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毅然宣布退出武漢國民政府。2天后，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大革命宣告失敗。
三、堅守信仰、凜然無畏，在白色恐怖中戰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蘇兆征同志懷著革命必勝的信念，繼續堅持斗爭。他主持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反抗壓迫工人工會的宣言》，豪邁地宣稱：“我們的職任是解放中國民族，我們的革命戰斗力決非壓迫屠殺和改組我們工會的人所能消滅的！”
7月中下旬，蘇兆征同志秘密前往九江，參加南昌起義的準備工作。在八七會議上，蘇兆征同志猛烈批評了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反機會主義的急先鋒”。他為會議起草了《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提出“必須有新的策略去領導勞動群眾起來”，“使無產階級真正獲得領導權”。會上，他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并在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常委。隨后，蘇兆征同志受命參與主持制定廣州起義計劃，與張太雷同志等擬定了《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他雖未趕赴廣州直接領導起義，但仍被推舉為廣州蘇維埃政府主席。
在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之際，蘇兆征同志迎難而上，為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上海主持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每當一些輪船從外埠抵滬時，便跑到碼頭找船上的海員談話，向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及傳達黨的斗爭策略與任務，并布置他們在船上恢復工會活動，建立組織，開展斗爭。鑒于當時嚴酷的環境，蘇兆征同志提出采用工廠委員會的形式，團結不同工會派別和不同政治見解的工人，為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斗爭。他還主持召開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第二次會議，向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工會代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行徑，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和援助。
1928年6月，在黨的六大舉行前夕，蘇兆征同志多次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前革命形勢，以及黨在今后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發表意見。他強調：“中國現階段是具有反帝任務和土地革命任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現在我們不是直線上升，也不是直線下降。中國革命確實發展不平衡。中國革命的整個發展就是處于這種狀況”，“不能完全放棄全部游擊式的農民斗爭”。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后來又擔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蘇兆征同志因長期為革命奔波，積勞成疾。1929年初，他抱病從蘇聯回國，2月抵達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惡化。為了保守黨的秘密，避免暴露同志們的地址，他堅持不讓家人聯系黨組織，因此耽擱了病情，終至不治。周恩來、鄧穎超同志探望蘇兆征同志時，記錄了他的臨終遺言：“大家共同努力奮斗”，“大家同心合力起來”，“一致合作達到我們最后成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仍心系勞苦大眾，心系黨的事業，對革命的成功充滿堅定的信念。2月25日，蘇兆征同志不幸與世長辭。
四、“繼續著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奮斗”
蘇兆征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為追求真理而不懈奮斗的一生。他去世后，1929年3月13日，黨中央發表《追悼蘇兆征同志》的通告，號召全黨同志“要一致的繼續著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奮斗”。光陰荏苒，蘇兆征同志離開我們已經96年了，他的精神一直并將永遠燭照我們前行的道路。
我們紀念蘇兆征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對黨忠誠、矢志革命的政治品格。蘇兆征同志“愛黨比世界上什么都利害”，“他總是用全力去做每一件工作，所以他便完全忘了自己”。他原本身體強健，但因辦事認真、操勞過度，逐漸羸弱下去。1928年秋他在蘇聯患病，本應遵照醫囑留蘇休養，但是他心系革命，放棄舒適的生活條件，毅然回國參加戰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是靠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奉獻而不斷鑄就的。”新征程上，我們學習蘇兆征同志，就要始終把黨擺在心頭正中，自覺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擔責、為黨盡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們紀念蘇兆征同志，就是要學習他扎根群眾、服務群眾的為民情懷。蘇兆征同志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首先是爭取群眾”，工會是“群眾的組織”，要“更深地在群眾中生根”，“為工人的小的直接的需要進行日常斗爭”。他很少蹲在辦公室里，而是深入各工會，與工人群眾打成一片，“在群眾斗爭中過生活，從沒有離開過群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征程上，我們學習蘇兆征同志，就要站穩人民立場，厚植為民情懷，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察民情、聽民聲、順民意、解民憂，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我們紀念蘇兆征同志，就是要學習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奮斗精神。蘇兆征同志常說：“干革命就不要怕”，“只要敢于斗爭，敢于干，就會勝利”。他對待群眾“如和靄春風”，對待敵人卻總是“堅決無情絕不妥協”。在敢于斗爭的同時，他又善于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斗爭策略。他在省港大罷工中果斷放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單獨對英”，有效地分化了帝國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勝利實現我們黨確定的目標任務，必須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新征程上，我們學習蘇兆征同志，就要始終保持艱苦奮斗、奮發有為的精氣神，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擔當作為，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依靠頑強斗爭不斷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我們紀念蘇兆征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廉潔自律、克己奉公的優良作風。蘇兆征同志投身革命后，多次直接負責財務工作。他恪盡職守，不謀私利，在海員工會每月必開會報告賬目一次，公家的財物一絲一毫也不占為己有。他曾經指出：管理財務有三個法寶，“就是公平、廉潔和嚴肅”。他與家人長期過著清貧的生活，以至于在他犧牲后“寡妻幼子，無以教養”，后來在黨中央的關懷下才得以被妥善安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同志都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儉修身，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新征程上，我們學習蘇兆征同志，就要涵養廉潔自律的道德修為，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做一個一心為公、一身正氣、一塵不染的人。
今年恰逢省港大罷工爆發100周年。100年前，蘇兆征同志和罷工工人一起，“為爭國家的生存，民族的生存，奮然不顧犧牲一切”。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光明前景，蘇兆征同志為之奮斗的美好理想正在逐步變成現實。一切偉大的事業都需要在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中推進。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老一輩革命家的寶貴精神財富，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同心同德、砥礪前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斗。
《 人民日報 》（ 2025年11月11日 07 版）
